这里就要说到朱翊钧当皇帝后总结出来的第二条经验了。

由于对皇帝说谎在封建社会可以被认定为“欺君之罪”，所以朱翊钧身边的人一般不到万不得已，必不肯冒着欺君的风险对朱翊钧说谎。

但是不说谎不代表就一定会说真话。

根据朱翊钧的观察，皇帝身边说真话的人屈指可数，与说谎相对，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不说假话”。

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在内廷可谓是到了已臻化境的程度。

司礼监和东厂当然是受这种语言艺术影响的重灾区，但后宫就不一样了，后宫是把这种艺术给升华了。

皇帝听到太监不说假话，心里说不定还会留一个疑影儿，觉得忠诚不绝对就代表绝对不忠诚。

但同样的事情换成后宫的女人来做，性质就陡然发生了变化。

明朝后宫到底是不干政的，后宫的女人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就能十分自然地被解释为“身处深宫，识辨不清”，但劝谏皇帝的心却是真诚的。

朱翊钧在一群绝对不说假话的人中间生活了近半年之后，终于明白了万历皇帝的多疑是怎么被悄声无息地埋藏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如果自己也是在一个处处不说假话又一心忠诚，但最后总能发现周围人言有出入、各有私心的环境中长大，说不定也会变成万历皇帝那样的性格。

所以当皇帝就要时刻识别周围人的私心，并且要能从一堆不假的话里提炼出有效信息的真实面貌。

这一点自古就是许多皇帝的难处。

从假话里头识别真话不难，但从不假的话里提炼真相就相当考验一个人的判断能力了。

好在朱翊钧是精研明史的穿越者，他的优势就是从根本上减少了“提炼真相”的试错成本。

周围人一开始实践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朱翊钧就能立刻分辨出这是一种艺术。

譬如李太后先前在给朱翊镠的南行请求锦衣卫保护的时候说过，“俞大猷平个叛都要借洋人的军舰”。

这句话当然不假，但要因此就以为明朝水军不堪一击，那是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朱翊钧能打借兵英国的主意，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和从辽东入关的满清比起来，大明水师的历史基础可谓是相当雄厚。

从南方起兵的朱元璋，当年就是靠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的巢湖水师，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太湖水师和鄱阳湖水师，统一了江南，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这支实力雄厚的水师为朱元璋扫平了江南，当时的起义军可能还要在江南各种政权中内耗上好一段时间。

无论如何，是不会这么快就能挥师北伐，进军中原的。

说大明是靠水师定天下，并不为过。

即使经过两百多年的海禁之后，大明水师的实力在周边国家中仍能算是首屈一指。

事实上，就算朱翊钧没有穿越成万历皇帝做任何改革，再过十年，直到万历二十六年，陈璘和邓子龙依旧能在抗倭援朝的露梁海战中率领大明水师成功击退日本。

甚至到了明末崇祯时期，受明廷招抚的郑芝龙依旧能用装备远逊于西方的水师船队，打赢入侵澎湖的荷兰舰队。

因此朱翊钧对大明水师的总体实力相当有信心。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晚明面对的海洋威胁，从其情况的严重程度来讲，比晚清是要轻上太多太多了。

西方国家虽然已经有了殖民意识，但是其扩张手段并不像晚清那般激烈。

即使是在后世被誉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万历一朝，仍然陷入与西班牙的胶着内战之中。

而且在晚明时期，西方国家对海外的殖民地的开拓，也多像澳门一般，主要是为了海上贸易的航线垄断。

而非像晚清那时一般，对殖民地用上诸如倾销、入侵、屠杀等种种残酷手段。

所以朱翊钧对与英国合作的前景还是相当看好的。

大明水师的弱点只是在于晚明的几位皇帝根本不懂甚么是殖民扩张。

把像林道乾、郑芝龙那样的聪明人都赶到国外当“外国人”去了，留下辖域内的一群农民，还喜滋滋地觉得这叫“老实、本分、好统治”。

结果“老实农民”里面偏偏就出了张献忠和李自成。

深受近代史影响的朱翊钧痛定思痛，觉得只要自己有这个观念、有这个毅力去发展海外殖民，其余无论是装备还是造船技术，都是可以迎头赶上的。

趁着大家都还没变成帝国主义，赶紧让万历十六年的大明跟着西方国家分吃一番大航海的时代红利罢。

就在朱翊钧在心里为大明水师展望美好未来的时候，李太后又开口了，

“皇上有分寸就好，沿海百姓的负担太重，平常替朝廷维持卫所、水寨、巡检司就已是力不从心。”

一遇上实际问题，李太后有时还是会试着说真话的，

“皇上若是要借洋人水师，那募兵又得从沿海百姓里头去招募，水兵的待遇又是一向得低。”

“倘或是为了拱卫辽东、登莱那几处要紧关隘也就罢了，要是仅为了帮洋人打仗，那就太不值当了。”

朱翊钧闻言便点了点头，李太后说得也是晚明海防问题的客观事实。

明朝初年的时候，全国沿海置卫所、建水寨，派重兵戍守，水师军士有敌则战，无敌则耕，粮饷充足，海防亦趋稳固。

水寨的作用主要在于联防能力，可以根据进犯之敌的骚扰路线采取相应措施，从而有效打击海上进犯之敌。

一旦倭寇进犯，远处见烽堠报警，近海有水寨的防御，沿海巡检司进行盘查，上岸则卫所水军围追堵截，从而在沿海地区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

这种统一指挥与分区守备，机动巡剿与近岸歼敌相结合的海防体制，在明朝被称为“巡洋会哨制度”。

但是到了晚明，海禁逐渐松弛之后，巡洋会哨制度便逐渐产生了一系列弊端。

明前期的沿海巡哨军原本以卫所旗军为主体，虽有召募，但仅为少数，且不成经制，多是临事而发，事罢裁汰。

而正统以后，随着屯田制的破坏，以世袭军户制度为基础的卫所制也日益消耗，沿海卫所旗军亦多有逃亡。

一些军官为了得到缺额的军粮，对逃亡者多敷衍塞责，有的甚至索取贿赂，放任军士离去，以致逃亡者的数量愈来愈多。

类似的卫所体制衰退，在明朝各地都有发生，迫使朝廷在水师上也开始用募兵制作为补充手段。

但因为明朝的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朝廷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大规模的募兵数量。

在土地依然用于维系卫所制前提下，数额不多的粮饷是征募部队的唯一犒赏。

而且由于水军兵种的特殊化，为了断绝地方上的利益纽带，朝廷又规定所招募的部队都必须到异乡服役。

比如将相对内陆的山区壮丁，雇佣到沿海地区作战；又将广东沿海的海员，招募到福建去对付倭寇。

在戚继光的戚家军成功的同时，各种类似维系模式的军队，成为了明朝控制沿海的中坚，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又根本无法获得戚家军才有的待遇。

譬如俞大猷平定的那场柘林水兵兵变，就是因为水兵不满于军中待遇低下，这才在接到俞大猷的北上调令后，立刻决定发起哗变。

到了万历一朝，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地区变得极为突出。

沿海各省地方供给水军士兵的粮饷，原是出自两税征解麦米、渔税、商税、屯粮、盐利、课钞等地方税收。

一旦地方上出现偷税漏税、虚冒支领、征解不及时等现象，水军就会被拖欠军饷。

而这几种现象，在晚明又常常在沿海各省出现，因此水兵的招募和补充往往是一个难题。

到了嘉靖时期，各地开始普遍采用行营哨制，也就是抽调卫所军来补充营军。

卫所抽调出来的战士，在营中即为兵，如果战备结束，回到卫所，则仍然为卫所军。

虽然在营哨制下，官员管理人数的减少使得其更加便于管理，同时更加便于灵活的作战，但这种制度离建设战斗力强的先进水师目标却有一定差距。

“洋人都还没开这口呢，老娘娘倒先担心上了。”

朱翊钧淡笑道，

“再者，募兵治军无非是正清税源和清查虚冒军丁这两项，别的还能有甚么？”

李太后见朱翊钧转移了话题，也不过是笑了笑，随即提醒道，

“我是怕皇上一动用水军，外臣们就开始提要助济军饷，接着就又是要在地方上加税。”

“从前胡宗宪任浙直总督时，为了对付倭寇，就请求于常赋外加派‘提编’，在民间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

“其后，又以民壮工食等名目搜括名山寺院香钱、缺兵饷银、脏罚银、山荡税等饷支用度。”

“加税助晌，虽济一时之急，却使浙省民力大困，小民生计无着，倘或官府催逼甚急，则民转化为盗，再用兵剿除，则又得费饷。”

“若民间搜括已尽，军需亦无处可补，当年科道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状，虽说他是为了献媚徐阶，但其疏中之言也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

朱翊钧笑笑，道，

“老娘娘还是少听外头那些子闲言碎语，胡宗宪当年是‘严党’，先帝都给他平反了，老娘娘倒无端提起这话来了。”

“再说，胡宗宪之事，其中多有可议之处，连《世宗实录》都不一定作得准数。”

“这《世宗实录》是由徐阶任总裁官主修，张居正续修，自然对‘严党’成员多有贬词，胡宗宪‘总督银山’之恶名亦来源于此。”

“老娘娘即使要劝朕爱惜民力，也不应以胡宗宪之事为例。”

“如今朝中党争并不似世宗皇帝在时，朕又一向克勤克俭，老娘娘长居后宫，还是多保养、少费神得好。”

李太后笑了一笑，见皇帝如此回覆，也只能点到为止，

“洋人的事，该说的我都说了。”

“皇上是有大谋略的人，不像你四弟只懂吃喝享乐，其他事体一概都上不了他的心。”

李太后此言，摆明了就是不想让皇帝于洋人的事上再差遣朱翊镠。

不料，朱翊钧闻言却笑道，

“这倒不然，老娘娘的事，四弟还是上心的。”

这话不真也不假，弄得李太后一下子竟不知该怎么接口。

朱翊镠开口笑道，

“臣与皇上一同向老娘娘尽孝，皇上有多对老娘娘的事上心，臣就有多对老娘娘的事上心。”

朱翊钧笑道，

“可不是，你我兄弟，遇上甚么事，总得分担着来做才对。”

朱翊镠将口中的熟枣咽下，忽然站起身，朝着朱翊钧复行了一礼，道，

“是，皇上有命，臣不敢不从。”

朱翊镠说这话的时候仍是笑嘻嘻的，脸上仍是一派风淡云轻的天真。

朱翊钧细细端详他的面孔，竟一时分辨不出他是否在“不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