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朱翊钧遣张诚去礼部主客司催促了两次后，换来的不是努尔哈赤的消息，而是一封从澳门寄来的外文信。
信当然是寄给范礼安的，与信一道寄来的，还有一部、一部，以及一张中文标注的。
这时朱翊钧先前恢复四夷馆旧制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有皇帝重视，信件翻译得极快，不到一天，澳门寄来的那些西洋学作就呈到了朱翊钧面前。
朱翊钧虽然觉得截留翻看他人信件是一种侵犯个人隐私的不当行为，但他甫一拿起那封信的翻译件，立时就被一句话吸引住了，
“罗马教皇颁布诏书，号召对英吉利国进行圣战，佛郎机国因此扩编舰队，并名之为‘无敌’……”
朱翊钧翻了下信纸，见到落款除了一行外文外，并有一个“罗明坚”的中文名，心中恍然。
没错，历史上的罗明坚现在应该已经离开中国了。
万历十六年这一年，他带着备拟好的国书中文雕版，由澳门前赴罗马，计划请求教宗派遣使节觐见大明国主。
他在万历十七年抵达里斯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当他回到罗马不久，正逢教宗西斯笃五世逝世。
在这之后又连续有三位教皇“升天”，这样一来，教皇四易其人，因此，罗明坚未能完成使命及再度重返中国。
而历史上的罗明坚之所以来到中国，也是受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的影响。
因此在现代人朱翊钧将范礼安违反原有历史轨迹地请到北京之后，罗明坚在出发去罗马之前，还不忘给北上的巡视员范礼安写信告知。
朱翊钧读完信件，朝立在一旁的张诚问道，
“范礼安看过信了吗？”
张诚忙回道，
“未曾，主客司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先给皇爷过目，于是第一时间就交去了四夷馆翻译。”
朱翊钧点点头，道，
“那现在就把这信，以及这些西洋学作都送还给范礼安罢。”
“送去的时候，别忘了替朕问候他一声，告诉他这本辞典和这份地图朕都觉得很有用。”
朱翊钧是很看重罗明坚的，历史上的罗明坚不但是晚明时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第一人，还是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的举荐人。
张诚笑道，
“奴婢听闻，这份，是万历十二年时，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出资刊行的，在广东民间早有流传，只是没甚么人像皇爷这般感兴趣罢了。”
朱翊钧笑了一下，他在这一点上还是十分理解大明百姓的，晚明税负沉重，又有“通番”的罪名压着，大明百姓忙着为生计奔波都来不及呢，怎么会对除科举以外的外部知识感兴趣呢？
真正能读懂那些西洋文明，并且有条件去进一步探索的，一定就是那些生活优渥的官员士大夫。
因此朱翊钧在这方面还真没甚么优越感，最起码要比他在面对太监时多了一份平和与谅解。
他知道大明百姓现在对西洋文明的冷漠态度并非是源自愚钝或不开明，他们只是被生活剥削尽了所有了解外部世界的精力与好奇心。
“朕记得王泮，去岁他才从广东副升为湖广右参政兼佥事。”
朱翊钧淡笑道，
“广东的官员似乎都很喜欢同传教士打交道，倘或不是广东本地较为开明，那便是那些传教士有本事了。”
其实对于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朱翊钧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同晚清那些开设福利院和教会学校，专门致力于在“贫困的大清”拯救和感化普通民众的境外宗教组织不同，晚明的传教士都是走上层路线的。
历史上的罗明坚之所以能顺利地久居中国，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同地方高层的往来。
晚明吏治腐败，在官场上索贿受贿早已司空见惯，否则诸事无成。
罗明坚投其所好，多方送礼，在广东当地广交名士，这才避免了被驱逐离境的结局。
张诚笑道，
“是啊，奴婢听说，万历十一年时，那些传教士还在广东建起了传教的寺庙，名为‘仙花寺’，这寺庙的匾额，也是王泮亲笔写就后赐给他们的。”
朱翊钧笑了笑，道，
“海纳百川，这王泮倒是个可用之人。”
朱翊钧心里盘算的是能接受西方文明并在将来能出使欧洲的官员，张诚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觑着朱翊钧赞赏的神情，小心翼翼地补充道，
“那广东百姓去仙花寺中拜洋人的神……”
朱翊钧笑着挥了下手，道，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便一向宗教自由，百姓爱拜哪个神就拜哪个神，广东百姓拜甚么神，为何要朕来批准？”
张诚回道，
“这也是厂卫对皇上的一片忠心。”
朱翊钧道，
“朕知道如今白莲教猖獗，可仙花寺是传教士历经百般曲折才自行搭建起来的寺庙，又有广东官员时时监督，说不定他们比朕还害怕白莲教从中生乱呢。”
“厂卫就不必去管洋人的事了，厂卫本来就是为保护百姓而设立的，百姓喜闻乐见的，这厂卫还能有资格不同意？”
张诚见朱翊钧对这些西洋传教士如此维护，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只能一个劲儿地应“是”。
“对了，一会儿你将这封信的原件还给范礼安后，再替朕问问，这英吉利国和佛郎机国究竟是怎样的两个国家，为甚么会在海上打起来了呢？”
朱翊钧明知故问地忖度了两个问题，
“上回潞王从广东回来就提了这么一句，说得也是不清不楚的，朕想知道得详细些，也只能去问范礼安了。”
张诚道，
“这欧罗巴远隔重洋，皇爷为何对它如此重视？”
朱翊钧笑着抬起手，屈起两根手指，叩了叩桌上的那张，
“朕坐拥天下，却不知我大明之天下，是否乃天下人之天下，自古为君之人，何有不知天下之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