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的深渊:G-7的反常脉冲
第六章:警报与分歧
“‘鲲鹏’,这里是‘海巡-901’。我舰东偏南15度,距离25海里处,被动声呐阵列检测到持续不明低频主动声源。频率范围80-120赫兹,间歇性发射,声源级估计165分贝左右,特征与已知商船、科考船或海洋生物声谱均不匹配。声源正在缓慢向西南方向移动,航向与我船队保持距离,但需提高警惕。”
船长林振海浑厚而略带凝重的声音,打破了指挥中心内因科研发现而持续的、带着兴奋感的专注氛围。时间,是“鲸龙”结束第二次下潜回收后的第四天凌晨。
沈跃飞眉头微蹙,目光立刻转向主屏幕新弹出的声学监测分屏。一条代表声源方位的亮线,在雷达/声呐融合态势图上延伸,旁边标注着声源特征参数。165分贝,在海洋中不算特别响亮,但对于一个非公开航行、位置敏感的公海科研区域而言,任何未经通报的、具有主动探测特征的声源都值得警惕。
“是路过的他国科考船吗?”苏岚问。
“不像。”声呐分析员快速调出数据库对比,“80-120赫兹的间歇性主动声呐,通常用于海底浅层剖面或地层探测,但脉冲重复频率和调制方式与公开的几种型号有微妙差异。而且,如果是正常科考,在国际海道组织(IHO)规定的敏感科研区域附近,通常会提前通报或至少保持连续AIS(自动识别系统)信号。这个目标,AIS信号断续且信息简略,呼号注册地模糊。”
“尝试通过国际海事遇险安全频道进行礼节性呼叫询问。”沈跃飞指示。
通讯官立刻操作。几分钟后,回复传来:“对方应答,自称‘海洋勘探者’号,注册于某方便旗国,正在进行‘常规海洋地质调查’,对造成打扰表示歉意,但未提供具体调查内容或计划航线,也未提及G-7区域或我方船队。”
“海洋勘探者?查一下这个船名和呼号的历史轨迹。”赵海峰吩咐。
信息组迅速检索公开的船舶动态数据库。“沈总,这个呼号在过去六个月内,在西南印度洋、东南太平洋等数个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已登记或待登记的富稀土泥、多金属硫化物潜在矿区附近海域,都有过短暂出现记录,停留时间不长,轨迹飘忽,其后往往有商业勘探申请或小规模矿业公司的活动传闻。”
指挥中心内的气氛骤然变得有些微妙。一种可能性浮上众人心头:商业勘探前哨,甚至是带有一定隐蔽性的资源侦察。
“保持监视,但避免主动挑衅。‘海巡’双舰,调整警戒阵型,加强对不明声源侧后方的监控,启用光电桅杆进行远距离视觉识别(如果可能)。通知全队,进入二级警戒状态,非必要无线电静默,加强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沈跃飞迅速做出部署,沉稳依旧,但眼神锐利。“另外,将情况简要通报国内及国际海底管理局相关联络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那个被称为“海洋勘探者”号的目标,始终在二十五到三十海里外徘徊,其主动声呐信号时断时续,但始终存在,像一只徘徊在羊群外围、不怀好意的狼。我方船队保持着既定科研计划,但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深海科学研究,尤其是涉及潜在资源的区域,从来不是纯粹的世外桃源。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正当注意力被外部不明目标吸引时,G-7区域自身,却传来了更令人不安的信号。
“‘深渊’报告,G-7区域海底观测网络(由‘鲸龙’上次布放的三个短期自容式观测舱组成)传回异常数据流。”环境监测岗位的操作员声音带着一丝紧张,“位于洼地西侧边缘的OB-2号观测舱,在过去三小时内,记录到持续的、强度逐渐增强的流体渗出活动!其搭载的化学传感器显示,渗出流体中甲烷和硫化氢浓度在背景值基础上飙升了300%,温度正异常也扩大了0.1摄氏度。更重要的是,宽频地震仪记录到该点位下方,出现持续的低频震颤,强度已达到前几次‘脉动’事件峰值的两倍,且未有衰减趋势!”
“OB-1和OB-3呢?”沈跃飞立刻问。
“OB-1(北侧)和OB-3(东南侧)也监测到化学和震动异常,但强度远低于OB-2,似乎异常以OB-2为焦点向外扩散。”
“立刻调取OB-2及周边最新水听器数据,分析有无异常声学事件(如气泡大规模释放、崩塌等)前置。”沈跃飞快步走到主屏幕前,紧盯着快速刷新的数据曲线。
“水听器数据确认,OB-2附近在异常开始前约一小时,记录到一系列密集的、轻微的高频‘噼啪’声,类似小规模沉积物颗粒摩擦或微气泡破裂,随后低频震颤和化学渗出开始增强。”
是自然变化?还是…
“那个‘海洋勘探者’号的主动声呐,最近一次高强度发射的方位和大致区域?”沈跃飞突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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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呐分析员快速调取记录:“在异常开始前约70分钟,其声呐主波束曾指向我船队及G-7区域方向,进行了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扫描,声源级估计达到175分雷。但由于距离和海水散射,其能量到达海底已严重衰减,理论上…”
“理论上对四千米下的海底直接影响微乎其微。”苏岚接话,但眉头紧锁,“但如果我们假设G-7那个系统对外界能量刺激异常敏感,尤其是对特定频率的声波…”
“声波,尤其是低频声波,可以在海水中传播极远,并且能穿透沉积物一定深度,引起孔隙水的微小振动和压力变化。”一位地球物理学家补充,“如果那个‘生物地球化学心脏’的平衡极度脆弱,外来声波,哪怕是衰减后的,也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至少是触发其内部某种正反馈循环的扳机。”
“商业勘探船通常使用更强、更聚焦的声源进行海底剖面探测。”赵海峰脸色严峻,“如果他们也在对这片区域进行某种形式的扫描,哪怕不是故意的…”
“立刻尝试通过非公开科研协调频道,联系‘海洋勘探者’号,以‘避免干扰敏感深海长期生态观测实验’为由,敦请其暂停在附近海域使用主动声呐,或至少提供其声呐使用计划。”沈跃飞果断下令。这是目前最直接、也最合乎国际科研惯例的做法。
信息很快发出,但石沉大海。对方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通讯不畅。
与此同时,G-7的异常在继续。OB-2的数据显示,流体渗出和震颤活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观测到孔隙水压力出现间歇性的陡升。OB-1和OB-3的异常也在缓慢增强。
“沈总,如果这种强化活动持续,可能导致局部沉积物失稳,引发小规模的海底浊流或羽状扩散,这将破坏我们辛苦建立的基线,也可能对那个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扰动甚至毁灭!”苏岚担忧道。
是坐视不管,等待其自然平息(如果能平息的话),还是主动干预,尝试稳定局面?
指挥中心内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应该立即投放“鲸龙”或AUV抵近观测,甚至考虑在安全距离外,尝试注入缓释化学抑制剂或进行抵消性声学干预,以平复异常活动。他们认为,作为发现者和研究者,在系统可能因外部干扰(即使是间接的)而面临风险时,有责任尝试“干预治疗”。
另一部分,包括沈跃飞和几位更谨慎的生态学家、地学伦理专家,则强烈反对。“我们对这个系统的了解还停留在皮毛。任何主动干预,哪怕是出于好意,都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甚至加剧不稳定。目前异常仍在局部,我们首要任务是严密监控,收集这‘危机’状态下的宝贵数据,理解其响应极限和恢复潜力。同时,应通过正式外交和ISA渠道,向可能造成干扰的船只所属国及其幕后机构提出严正交涉,这才是根本。”
“可等那些官僚程序走完,下面可能已经完了!”主张干预的年轻地质学家急道。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不能冒险用我们一知半解的手段去‘治疗’一个我们不完全理解的系统!”沈跃飞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错误的‘治疗’比疾病本身更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当好记录者和守护者,用一切被动手段监测,同时施加所有可能的外部政治与舆论压力,迫使可能的干扰源远离。‘鲸龙’做好应急准备,但除非出现可能危及船队安全或证据确凿显示系统即将崩溃的迹象,否则不进行直接介入。”
他的决定冷静而艰难,带着对自然复杂性的深刻敬畏,也承受着可能坐视生态系统受损的良心压力。命令下达,主张干预的队员虽有不甘,但仍严格执行。
船队进入最高警戒。科研重心暂时从主动探索,转向对G-7异常事件的24小时不间断严密监控和数据抢救性收集。同时,一份措辞严谨但态度坚决的声明与数据摘要,通过加密信道发往国内相关部委、ISA秘书处及主要海洋研究国家,指出在公海敏感科研区域存在不明船只可能干扰脆弱深海生态过程的严重事态,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调查。
时间在焦灼中一分一秒过去。那个“海洋勘探者”号似乎感知到了压力,其主动声呐信号在几小时后变得零星,最终停止,并开始缓缓向远离G-7的方向移动。但其带来的影响,或许已经造成。
G-7的异常活动,在达到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高峰后,并未立即平息,而是进入了一种高位波动的平台期,仿佛那个“生物地球化学心脏”在经历一次强烈的“心悸”。
直到异常开始后的第十八个小时,数据曲线才开始出现缓慢但明确的衰减趋势。震颤强度降低,流体渗出化学信号回落。又过了十二个小时,大部分参数才逐渐恢复到接近异常前的背景水平,但一些细微的指标显示,系统可能并未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似乎经历了一次“重置”或进入了某种新的“亚稳态”。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心情无比沉重。他们目睹了一个独特深海生态系统可能因外界干扰而经历的“应激危机”,也见证了在国际法理与科研伦理边缘的灰色博弈。
“‘海洋勘探者’号已驶出我监控范围。”林振海报告。
沈跃飞望着屏幕上逐渐平复的数据曲线,以及远处海天一色的空旷,缓缓道:“危机暂时过去了。但我们和G-7的故事,以及我们与那些只看见资源、看不见生态平衡的势力之间的故事,恐怕才刚刚开始。”
他转向他的团队,目光扫过每一张疲惫而坚毅的脸:“整理此次异常事件的完整数据链和分析报告。这不仅是宝贵的科学数据,也是未来保护类似脆弱深海生态系统的重要证据。同时,起草一份详细的提案,建议ISA考虑在类似G-7这样的已确认具有独特生态价值、且对干扰敏感的‘深海奇点’区域,设立‘预防性科研保护区’,严格限制非科研目的的主动探测和资源勘查活动。”
“我们要把这次教训,变成未来深海保护的基石。”
窗外,中印度洋的落日,将天空和海面渲染得一片血红,仿佛预示着前路并非坦途。但“鲲鹏”及其所代表的探索与守护之志,已在深渊的边缘,更加坚定。